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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CNN报道两位拳击手的新闻。总之就是一句话：女人长得像男人，参加了一个很雄性的比赛，所以被马斯克这种雄性动物攻击。他们这些人吧，明明就是雄性荷尔蒙上头（包括罗琳），鸡贼的在这种事情中找个维护女人的立场，男人加入女人运动，对女人不公平啊。除此之外，请问你们对女人平权运动做了什么？这俩“男人”参加了女人比赛，就算是真的，对普通女人起啥影响了？请问马斯克你把高层全换成女性是不是对女人独立平权起到更大作用？攻击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比较不费力，出嘴总是最容易的。
罗琳你这么在意“男人”进女厕所，你这么有钱，你不是应该到处设立family厕所，以实际行动保护女人，总比你光打嘴炮强。出嘴攻击别人不费钱，对吧？
更好笑的是，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男人会攻击女人”，所以为啥你们不攻击这个基础呢？罗琳你咋不直接攻击男人？所有男人，你把他们骂到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看见女人都得跪下，女人不就彻底安全了？你咋不骂啊？马斯克你全球第一有钱，你都要上火星了，你咋不出钱解决男人的攻击性呢？还是骂一个极其少数的群体比较便宜是吧？本质不就是欺负无法还手的群体吗？看把你们能的！coward！

转：被“救援报道”掠夺，一名女权者要发声：请媒体平台“WOMEN我们”就违背报道伦理、不当获取信息一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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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每年都在驱赶sans-abris （homeless ），法兰西岛在2022年10-12月进行了16次驱赶活动，2023全年86次，2024年4-6月，40次。可以说今年的频次是高出以往平均的40%，但并不是说没有奥运会就不会驱逐他们了。
这些人去哪了？这两个月驱赶的12300多人，其中6000暂时被安排到了巴黎和外省的sas （非常小的收容房），40000人拿到了超过1000欧的临时补助。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旅客增多，社会性hotel 变少了，很多人没有地方领取食品、洗澡、偶尔休息。同时，因为投入了14亿清理塞纳河，对associations的补助变少了，但是无家可归一者仍然可以可以花20欧元得到一个月的住宿（去年是是24欧）缺点是这个房子不是长期住房，法国现在缺乏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长期住房的能力，全法现在有25-30万左右无房可住者（比10年前翻了一倍），法国只能提供了20万社会性住房，这导致了有7万左右的homeless 在等待安排或者等不到安排。现在对一个人的安置费预估每年花费14500欧，清理塞纳河的钱够让现在所有的homeless 安居10年，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人对塞纳河行动非常不满的原因之一。
（这些批评随处可见，所有的大报纸从4月就开始持续报道奥运会加剧的社会问题，也把这次驱赶称为“社会大清除”，但这还是跟中国驱赶极端人口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希望大家关注法国烂事的同时，不要“都一样”

lululemon摇身一变成为中产自由派人士喜欢的牌子这件事真的很令我震惊。我第一次认识这个牌子远远早于它在中国火起来，是当时一个Gay porn star的伴侣因为在这家公司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美国对同性婚姻移民的歧视性政策自杀，一周后这个porn star自己也自杀了。他叫Wilfried Knight，是法国人，他的伴侣Jeremy Enriquez是美国人，此前他们一直在美国生活，由于Knight的法国身份，他无法通过美国的同性婚姻获得永久居留权（此前拿的是学生签证）。尽管当时美国很多地方认可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但只是针对美国公民的，移民在这项事务上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在法国，必须双方都是法国身份才可以。他们深深相爱，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所以选择了去加拿大生活。加拿大当时的政策是，同性伴侣中必须有一人是加拿大身份才能获得居留权。他们两个都是外国身份，所以只能在加拿大合法结婚，但暂时还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
Enriquez在加拿大找到了在Lululemon的工作。这家公司的企业氛围非常toxic，员工被要求采用节食+vegan的diet，连牛奶都不能喝！还要每天做瑜伽，要参加培训承认自己只是机器的零件，都是必须加入才能融入才算合群的隐形强制行为。这家公司过分介入了员工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想法。他不喜欢这种强制，所以反抗，接着被针对，被霸凌，被辞退，还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同样情况下，异性恋家庭获得的赔偿明显比他们多）。最后的结局就是Enriquez先自杀，Knight接着自杀。
（可能记忆有误，Knight的遗书可见：https://oblogdeeoblogda.me/2013/03/12/gay-binational-couple-commit-suicide-within-a-week-of-each-other/amp/ ，原文不在了，他的博客现在已经域名过期）
美国在不久后修改了法律，保障了同性婚姻移民的权益。Lululemon反而越做越大了…Lululemon的创始人Chip Wilson早年说过超多奇葩话，讽刺大码女性、女性、亚洲人。他现在68岁，依然觉得大码人是不受欢迎的顾客（今年1月的福布斯采访）。当然他早就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了，但他依然拥有8%的股份，在从中受益，坐享巨大财富，而Lululemon如今居然成为了宣传Body Positive的公司，啊啊啊？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是一家公司如果造成了这种事，我真的不想再买他们的东西了…

巴奈：流行音乐也与政治有关。今年是金曲奖35周年，但大家不要忘记，今年也是天安门事件35周年。

时代的红利我一点都没吃到，时代的灰尘我直接按头猛吸

被象友提醒，越来越觉得，在墙内舆论场里，只要是还能被允许大肆讨论的议题，其公共价值，都非常可疑。

以性别问题而论，一边是，一个女孩的数学竞赛成果，这种与公众利益基本无关的话题，被反复咀嚼辩难，乃至于女孩写下的每个符号，都被细细切作臊子让各路野专家拿着放大镜审视，仿佛对女孩的解题能进行证实or证伪，就可以对男权or女权，有天大的助力；

另一边却是，八条贫寒农家女的人命，葬送在冷藏车里，都值不上一个热搜，都没有任何人有兴趣去发掘下，她们的真实姓名，和她们的“性别”与“农村”的双重被欺压被损害身份，带来的苦难不幸，是怎样把她们逼到了那辆死亡之车里。

我发现，你国“新闻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天杀的惯例：对那些可能涉及到社会和体制问题的不幸事件，绝不报道死难者的姓名。

正如刚刚发生的河南冷藏车事件，那八位惨死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过，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都是“XX村村民”、“X姓女士”这样含糊其辞的表达。

再往前，梅州公路塌陷事件中，那五十多条人命，也没有任何一个死难者，被公众知晓了其真实姓名。

一个有姓名、在身份上有区分度的人（哪怕这姓名是个化名符号），才能让公众产生深刻印象，进而长久地记住这一事件。正如郑州地铁水灾惨案中的“妞妞爸”，和徐州人口贩卖案件中的“铁链女”。

而如果这个“有名字”的死难者并不存在，死难者只是一堆面目模糊的数字，那么，事件本身就会很快失去关注度，被人遗忘。

这是一种非常精明恶毒的宣传考量：如果不能完全封锁消息，把不幸事件描述为“不存在的谣言”，那么，至少可以用这种手段，大大降低，公众对死难者的关切同情。

今日份次元壁破裂；当你以为INTERNET ARCHIVE这个网站是一个纯电子世界的东西，结果发现它是个实体图书馆而且LOGO就是源于建筑，甚至它就在你常去的羊蝎子火锅旁边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它。

https://archive.org/

新认识的朋友跟我说白纸期间她被关了一个月的经历：戴重犯的手铐脚镣、疲劳审判、在看守所里感染了新冠只有中成药和菜汤可以吃、大冬天洗澡都是凉水...如此种种。
她说这些的时候都轻轻带过，只有一件事她特别提起：被羁押了十几天之后，她终于无法忍受，向看守所的班长提出想画一块黑板，”我当时天天坐着对着那块黑板，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画的实在是太丑了。“
朋友是做设计的，写得一手好花体字，画画也好看，她连画好几天黑板，引得室友连连感叹。她撑过了审讯和新冠，但这是她在里面最自豪的事，”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之后出来了，可以找我，免费给他们做设计。“
她也无法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去画黑板，这是一件毫无必要、且或许存在风险的事。但她确实这么做了。
我听她说这个故事，想起白纸期间刷到进去的一个女孩出来后发的微博，她说自己是因为想抱住一个即将被警察抓走的陌生男性才被抓住的，警察很不理解，问她”你的父母知道你跟不认识的男性拉拉扯扯吗？“她在微博的最后写：他们如此虚弱、如此腐朽，注定失败。
很难形容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感受，我想到很多故事、很多类似遭遇的、面目模糊的前人被后来者赞扬，人们赞扬他们的勇敢或气节。但朋友跟我说，她只是觉得不这么做她很有可能就精神崩溃了，她必须要在那块黑板上画点什么。
她并不是一名政治人士，不是媒体人、不是很关注社会新闻。她出来之后被很多文化界的人带入某些社交局，这些人介绍她“就是那条路上被抓进去的那个人”，想用她完成某种叙事。
她很愤怒，“你可以不用替我介绍我自己吗？我还有别的身份，我有自己的职业啊。我有猫有狗，有我的伴侣，我自己的生活。”
我又想起之前认识的几个所谓反贼或激进分子，其中有一个人被羁押了三天之后崩溃了，他跟我说你不理解我在里面经历了什么。他放弃了工作、每天在pyq里骂人，把加速主义挂在嘴边。我不想用他们做太多对比。但我想，我朋友在看守所里拿起粉笔的勇气并非来自于加速主义或任何相关的政治术语，而是她生活里所有和政治无关的东西。

RT：今年是内蒙最后一届蒙古语高考，是延边最后一次朝鲜语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维吾尔、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高考。

“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P. S. 刘强的个案，其实很荒诞：他在中国被网民捧为“英雄”，却又受到各种暗中的挤兑。他对记者说 “保证我安全的唯一办法是继续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惜跑大街上卖唱，很快在众人眼中从英雄变成疯子，众人迅速遗忘了他。
可能的原因是，他虽然是中国国籍，但讲流利的日语和朝鲜语，那段时间旅居日本，与日本左翼朋友们打成一片（向靖国神社扔燃烧瓶之后，日本朋友帮助他转移去韩国、在韩国继续抗议），他的抗议行动即是为至亲和道义挺身而出，也是日-韩民间抗议的一部分，并不按中国官方的指挥棒行动，在中国当局看来，这是个妥妥的“勾结境外势力分子”。
他的遭遇，准确诠释了北京当局对待民族主义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