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否需要为自己观点引起的后果负责？过去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开始有点怀疑了。

萨特的存在主义里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最终使“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既然历史没有目的，那就人为地赋予它以目的——恰巧和斯大林专制下的苏联与毛时代中国的进步史观与历史目的论不谋而合。加缪曾问过萨特：“有没有可能我们错了？”而萨特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作为意见领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尽管他也批评苏联，宣扬自己要走出西方和东方的“第三条道路”，在那之后却投向了毛泽东思想的怀抱。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回忆萨特访问布拉格的情形，而他向捷克同行重申他的观点，经历了大清洗之后，人们仍旧可以相信苏联，因为“西方已经不能再提供任何东西。”在场的昆德拉问道，是否可以将（苏联的）实验看作历史的盲肠和漫无目的的转变，萨特断然说道，即使这实验意味着地狱，那对文学而言也是伟大的主题。克里玛低声说了一句：“当人不必生活在其中时，地狱肯定是很棒的主题。”
观念是否比人还重要？在以萨特为首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心里，究其目的、不顾代价就是要证明自己某种理念的正确。保守派的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里以柬埔寨红色高棉为例，谴责了这批“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只是把人间当做某种试验场一般的存在。萨特要求文学积极介入政治，他自己也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那么理论家到底需不需要为自己的观念带来的后果而负责？
当然引起我这个撕烤的理论家肯定不止萨特一人，给我一个机会穿越过去，我一定暗杀黑格尔。